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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北林小学，在我毕业没几年，也被合并了，村里将学校转给了一个私人老板还是合资开办了大众养老院(精神病收养院)就不得而知了，我的小学学校就此以后便成为了“二院”。

    这让我整个初中以及大学时代都遭受了更大的记忆混乱，每每填写一些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的文件档案时，我常常纠结，难以说清我是哪个小学学校毕业的。于是在编制悲惨童年故事时，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说：“我小学上了两个学校，是从“二院”毕业的。”这样的回答让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，我果真竟然从“二院”毕业了。

    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一年级的转学认识的女孩卢彦。

    卢彦的父亲是北林村的村长，她家住在小学后山上一块广阔的平原上，我一年级的老师住在她家隔壁的隔壁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卢彦从我们老师开的小卖部回教室，在教室里大哭了。

    我很好奇，赶紧过去安慰“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说我没给你钱，明明五毛钱给你手上，还说我没给钱拿你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村里街坊谁不知你有精神病。”

    “治不好，就不要出来……”

    她一通胡言乱语，惊得我目瞪口呆。八岁的我心里很是疑惑：“貌美如花，可爱善良的同龄小女孩，如何可以这般讲话？”

    再后来，她好几天没有来上学，也转学了。小孩子的记忆就忘却了，又开始玩玩耍耍，打打闹闹地学习游戏开始快活的日子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我们在上课，窗户外后山上站了一个男人，向我们窗户扔土块，嘴里咒骂着我们的班主任。而我们班主任几天红着的眼睛，轻声地说了一句，“不要讲话，先上自习。”

    后来，我听班里一个男同学说：“那是班主任的老公，脑子有病。”

    那之后很长时间，我们班里的同学似乎都不敢在班主任丈夫开的小卖部买东西了。

    精神病这个词应该便是那时种在我心底的一个劣种子，它神秘兮兮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从没有一丝生根发芽的迹象，然后，在那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的无床可睡无家可归的夜里，迫于贫困寒冷的腊月二十九日夜里，漆黑的深夜，凛冽的寒风，温暖的猪窝……它冒出了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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